李重庵：我與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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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重庵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修訂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 |
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出席儀式并講話。
今年是民盟成立70周年。想起民盟對自己一生的影響和熏陶，頗有些感觸�；貞浀乃季w串聯(lián)起一些往事和點滴感悟，雖說平凡普通，卻是真實心跡。且把這些記憶和感觸記錄于此，作為對民盟“不逾矩”之年生日的紀念。
對民盟的最初印象
最早聽說民盟，還是在少年時代。我的父親李秉德1949年從歐洲留學回國，經過一段學習后分配到當時的國立西北師范學院任教授、副教務長，母親鄭孟芳也到該校任講師。50年代初，父母親在校黨委書記徐老的動員下參加了民盟。當時學校的教授中，有不少是民盟成員。民盟給我的第一個模糊而又清晰的印象，就是民盟成員都是有學問、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
幾年后的“反右”斗爭中，父親突然成了“右派分子”。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是為什么。直到讀高中時，我受這件事的影響不能入團，才對事情有所了解：原來父親被劃為“右派”和民盟有直接關系�！按篪Q大放”高潮期間，盟省委召集各高校盟組織負責人開會，匯報各自學校鳴放的情況。父親只是按照要求如實介紹了校內的大字報內容等情況，并未發(fā)表個人意見。然而，這個會后來被定性為“向黨進攻”的“黑會”，參加會的人（而非會議的組織者和召集者）都被定為“右派分子”。父親在第二年“摘帽”、30年后“改正”時，都感激黨，對民盟組織也一直懷有深厚感情而沒有怨恨。后來知道，像父親這樣的經歷，在盟內并不少見。這是民盟留給我的又一印象。
我的盟員老師
父母是我最早也最近的老師，他們對我的言教和身教，就是誠實、正直做人，兢兢業(yè)業(yè)用自己的所學為社會效力�！拔母铩逼陂g，父親歷經數(shù)年磨難，從“牛棚”放出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特別是不能從事他鐘愛的教育事業(yè)。所以在他被“解放”后，得到的第一個工作雖是到子弟小學教算術，他卻非常高興，非常認真地工作。記得當時我家已從樓上搬出，住在半地下室的土房里。一次我半夜醒來，看見他在燈下細心地用刀切蘿卜塊！他那是在備課：考慮到小學生對“立方體”概念缺乏空間想象力，他就想方設法用手頭可以找到的材料制作直觀的教具。大學教授教小學生，他沒有半點不悅。因為能重新從事教育專業(yè)，而且能從事教材教法研究的實踐，他反而有極大的熱情和興致！
我的大學老師中有不少是盟員，他們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深刻且持久的�，F(xiàn)在我還能清晰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教普通物理大課的章立源老師，后來擔任民盟北大主委，前年教師節(jié)我還去看望過他；教高等代數(shù)的丁石孫老師后來則成為民盟中央主席，是我在盟中央機關工作的直接領導；教俄語的李庭棟老師，是1948年入盟的老資格盟員。當時數(shù)學力學系的主任是著名的段學復教授，力學專業(yè)要向昌平新校區(qū)搬家，他作動員報告時用的全是數(shù)學語言：諸如老校區(qū)邊界固定，內部趨于稠密，自然須要拓展新域云云。同學們很高興聽了那一“課”，搬家的道理已無需證明，搬家也自然順當。至今老同學相聚時，還津津樂道那次動員報告。
80年代初，我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急需各種專門知識。民盟中央審時度勢，組織一批盟員專家學者舉辦“多學科講座”，我父親講的是中國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在京的大姐曾去聽講座，對現(xiàn)場聽眾的熱烈反應印象很深。通過中央臺廣播電視，民盟講座的影響擴及全國，是民盟群體智力優(yōu)勢的一次精彩亮相，這些盟員也是我們大家的老師，而且其中多有大師。
我的盟員同事
在我任教23年的蘭州鐵道學院，有不少學術和人品都受人尊敬的老教師，其中有些是盟員。如全路的頭牌運輸學專家、一級教授林達美，因他曾在美國學習工作多年，我1981年赴美留學前便與同事向他請教。大家折服于他的強聞博記，公認他熟知至少8000英語詞匯。他言談中也浸透著做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氣概。數(shù)學教授趙禎是建校元勛，至今健在，不久前他還在為他舉辦的百歲祝壽會上，對學校發(fā)展和民盟工作發(fā)表了清晰、中肯的建言。他們是一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為了發(fā)展中國鐵道高等教育，聽從祖國召喚，義無反顧來到當時條件十分艱苦的大西北，“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也正是在這些榜樣的影響和囑托下，我才最終服從組織決定，忍痛漸離心愛的專業(yè)，開始擔任系、校的行政領導職務，為的是老先生們付出一生心血的學校能更好發(fā)展，也為了更多教師能有更好的條件從事專業(yè)。
從父母，師長，到同事，在我成長的人生道路上，不知不覺間，已經深深地印下了民盟影響的烙印。
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開始受到盟組織的教育，參加盟內的活動，感受到盟員間的親和。那幾年里，我協(xié)助當時學院支部主委馬老師等，征得各系黨總支的支持，物色發(fā)展了好幾位優(yōu)秀教師入盟，他們多是副教授以上的業(yè)務尖子，有的還兼任副系主任、副處長等。這些同志現(xiàn)在都是業(yè)務和行政骨干，有的調到別的大學任校長，有的調任省政府副廳長，有多位任二級學院院長，甚至還有一位入黨后任校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這一批優(yōu)秀教師的加入，使學院民盟支部改善了結構，增強了活力，擴大了影響。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很支持我們，民盟支部不僅正常開展學習活動，而且承辦過蘭州西片的幾所高校民盟成員年度聯(lián)誼會，各校盟員歡聚一堂非常高興。
進入盟省委班子
上世紀90年代，我的工作幾經變動，從教授到副院長、省教委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長。這期間我參加了民盟全國七大、八大，先后當選為盟省委委員、常委、副主委。這樣一些工作崗位和身份的轉換，使我對民盟和盟內同志有了越來越真切的認識，感情也越來越深，同時也得以從新的角度和層面來認識、理解和參與當今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擔任政府工作后，我常到市、縣出差。聽取基層盟員的意見，我給自己立了一個規(guī)矩：到市、縣和基層出差，不管調查研究、檢查工作時間再緊張，一定要抽出時間與地方和基層盟組織的同志、盟員代表見見面，談談工作。當?shù)攸h政領導自然予以支持，有的中共市、縣委書記還參加座談。
這些活動增進了與基層盟員的溝通，使我對盟的基層情況有所了解，看到各地盟員的優(yōu)秀表現(xiàn)，我很以民盟自豪。同時，這些活動對地方盟組織開展工作也有助益，因為能使當?shù)攸h政領導對民盟組織和盟員近距離地認識了解，也對民主黨派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加深感性認知。曾有不止一位市、縣委書記對我說，他們接受我的建議給當?shù)孛衩送疽恍┱{研任務，并和他們交流以后，發(fā)現(xiàn)民盟的同志素質、能力都很好，民盟組織能給他們工作幫上力。
在民盟省委的工作中，我有機會受到民盟老前輩的言傳身教。原老主委朱宣人教授和我父親是老朋友，在盟省委會議上的他，一如在和朋友、教授們聚談時一樣誠懇謙和、民主豁達。他盡管當過高官，卻毫無某些高官的霸氣和俗氣。我也曾有幸接待費老到甘肅考察調研及與省領導座談。丁石孫主席、張梅穎副主席，袁行霈、吳修平等盟中央領導來甘肅指導盟務工作，我也有幸見面，聆聽他們講話。作為地方盟組織的干部，我每次都深深感到民盟大家庭的親切、溫暖。
這期間也參加了幾次民盟中央舉辦的活動。1994年在北京、1996年在成都舉辦的教育研討會上，我先后發(fā)表了對高教和教育改革、農村教育的意見。參加這些研討會、盟員從政干部座談會、代表大會等，我開始認識來自各地、各行業(yè)眾多優(yōu)秀的盟員同志，更增加了對民盟的親近感和自豪感。一次在盟中央機關舉行的民盟高等教育研討會上，錢老發(fā)言介紹他主持上海大學的改革，從理論、思路到政策、方法，認真而詳備，滔滔不絕，費老幾次提醒該吃飯了會議才結束。在成都會上，丁石孫主席以西南聯(lián)大在困苦時局仍能成功辦學的例子，分析政府管理與大學教育的關系，發(fā)人深思。
到民盟中央機關工作
2002年底的民盟“九大”上，我被選為副主席，次年初奉調民盟中央機關任專職副主席，同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法律委員會也有任職，迄今已近十年。
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在先后分管的參政議政、社會服務、宣傳的工作實踐中，親眼看到民盟在全國各地的政治社會影響和眾多優(yōu)秀人才，見證了民盟可以通過調研建言和社會服務活動，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促進其科學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現(xiàn)代化建設中發(fā)揮建設性的作用。
“非典”伊始，研究突發(fā)事件應對問題已久的盟員專家就迅速建言，民盟中央較早敏銳地抓住“社會管理”的議題，當年開始舉辦“災害與社會管理”專家論壇。對于應急管理，民盟集中了國內頂級專家的聲音和思考，引起政府高度關注，深度參與了國務院主管部門對省部級預案的標準制定。民盟還接受主管部門委托，較早地在哈爾濱和陽江開展城鄉(xiāng)基層社區(qū)災害預防應對的調研和制度建設試點，做出階段性經驗總結。
民盟關于將發(fā)展生物科技產業(yè)提升為國家戰(zhàn)略的建議經中央最高層領導長篇批示后，國務院建立了領導機構，相關部委參考民盟的意見，對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和“十一五”規(guī)劃重新做了調整修改，也加強了全國的統(tǒng)籌。我親耳聽到一些高新生物科技企業(yè)領導說，他們感受到，在民盟建議之后，生物科技產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有了明顯改善和進步。
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在發(fā)起和推進“農村教育燭光行動”的過程中，我多次深深為盟員的政治熱情和奉獻精神所感動。 “燭光行動”源于盟員強烈呼吁“全盟應在教育方面聯(lián)合行動做有較大影響的事”，以及我們對中國農村教育發(fā)展階段的認識，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政黨意識。經過約一年的研討設計、協(xié)商試點等準備工作，我計劃“燭光行動”先從十個省試行。誰知這一方案在2007年7月全盟社會服務工作會上剛一提出就被大家推翻：30個省級盟組織都要求作為第一批的試點！于是只好按大家意見全盟啟動，并按大家的建議，決定以全體與會同志名義發(fā)出向全盟的呼吁書，盟中央正式發(fā)文做出決定和部署。由此可見大家極高的積極性和群體智慧，同時也給作為領導的我上了一課。三年多來，在并無充足資金支持的條件下，“燭光行動”蓬勃開展，其覆蓋地域之廣、創(chuàng)新方式之豐、培訓教師之眾、援建校舍之美，特別是盟員事跡之感人，實非比尋常。
重慶民盟組織開展“幫教”已經二十多年。這樣一件政治性、政策性、專業(yè)性都很強，有相當難度的工作，幾年中能在全國各省由盟組織穩(wěn)妥地開展，而且各地都有創(chuàng)新，社會效果很好，非常不易。各地民盟組織在長期扶貧基礎上，近年都建立了固定的新農村建設試點村，我看到聽到的每一個點，都是當?shù)匾坏懒聋惖娘L景。不少地方的盟員專家下鄉(xiāng)教農民種植新技術，風風雨雨堅持十來年，才使農民從疑慮到掌握、到致富、到形成該村的品牌。他們給村民帶來實惠，更為新農村建設的大題目帶來深層思考。
對于沒錢沒權的盟組織和“業(yè)余鬧革命”的盟員，“做好事做實事”不是件容易事，也不是硬性任務，但各地都做得有聲有色，頗有影響，不少盟員的故事令人動容。何以如此？這一切都來自民盟各級組織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來自盟員們對教育事業(yè)、對國家人民、對民盟組織的忠誠、熱情和無私奉獻精神，來自知識分子的自覺和責任。我有時想，若不是民盟這支隊伍，若不是民盟這種精神，也會如此嗎？這些事給我的教益，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因盟務工作我常到各地出差，總要看望一些老盟員，從中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民盟成員中長壽者比比皆是。什么原因？我從他們身上總結出兩個共同點，那就是心寬、心善。后來又加了一條：多數(shù)是教師，得益于接觸青年和住在校園，因而“心態(tài)年輕”。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來我對民盟早期的一些史料有所了解和學習，也有些研究交流的機會，因而對民盟不平凡的歷史、對其在中國現(xiàn)代史所起過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天平上，民盟曾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民盟的政治主張反映了當時國共之間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以及他們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期望，因而在知識界和城市社會中有相當?shù)恼斡绊�，也代表了一部分民心。因此，國共方面都曾爭取民盟，希望能站在自己一方。國民黨起初阻撓、刁難民盟成立，繼而對其分化、利誘和脅迫。對于青年、民社兩黨脫離后的民盟更是殘酷打壓，直至宣布“非法”，視同“匪幫”，野蠻迫害，數(shù)百名民盟志士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在斗爭過程中，民盟由中共反獨裁爭民主的天然盟友，到與中共站在同一戰(zhàn)線休戚與共，直至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領導，投身籌備新政協(xié)、建設新中國的偉業(yè)之中。這一變革進程，今天我們說是“歷史的選擇”，我理解是指這一發(fā)展過程的歷史必然性。民盟既然舉起反對專制獨裁、要求民主憲政、主張團結建國的政治旗幟，便自然要與堅持一黨獨裁、排除異己、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右派發(fā)生根本沖突，因而漸行漸遠，最終決裂敵對，和中共站在一起。在中國兩大政治、軍事勢力的生死決斗之間，由書生組成的、只有話語權的、弱小的中間勢力，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外部斗爭壓力催化了民盟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協(xié)、爭執(zhí)、分化，其中與歷史前進步伐合拍的力量，放棄了最初做彌合國共分歧的中間人的初衷，最后與中共密切合作。這已不是一個人或一個黨派可以設計或左右，確屬歷史的必然。我們學習盟史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這一基本歷史經驗，繼承民盟政治傳統(tǒng)，堅持我們的共同政治基礎和政治方向；同時也深刻理解這一歷史客觀規(guī)律，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國家的建設。
我和民盟有緣。我作為盟員，個人的生活軌跡與民盟的發(fā)展進程有段交叉重合，因而有幸和眾多優(yōu)秀的盟員知識分子同盟、同志、同心、同德，由此得到教育，思想得到升華，倍感光榮和幸福。我珍惜這個緣分，也感激這個緣分。
對民盟的最初印象
最早聽說民盟，還是在少年時代。我的父親李秉德1949年從歐洲留學回國，經過一段學習后分配到當時的國立西北師范學院任教授、副教務長，母親鄭孟芳也到該校任講師。50年代初，父母親在校黨委書記徐老的動員下參加了民盟。當時學校的教授中，有不少是民盟成員。民盟給我的第一個模糊而又清晰的印象，就是民盟成員都是有學問、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
幾年后的“反右”斗爭中，父親突然成了“右派分子”。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是為什么。直到讀高中時，我受這件事的影響不能入團，才對事情有所了解：原來父親被劃為“右派”和民盟有直接關系�！按篪Q大放”高潮期間，盟省委召集各高校盟組織負責人開會，匯報各自學校鳴放的情況。父親只是按照要求如實介紹了校內的大字報內容等情況，并未發(fā)表個人意見。然而，這個會后來被定性為“向黨進攻”的“黑會”，參加會的人（而非會議的組織者和召集者）都被定為“右派分子”。父親在第二年“摘帽”、30年后“改正”時，都感激黨，對民盟組織也一直懷有深厚感情而沒有怨恨。后來知道，像父親這樣的經歷，在盟內并不少見。這是民盟留給我的又一印象。
我的盟員老師
父母是我最早也最近的老師，他們對我的言教和身教，就是誠實、正直做人，兢兢業(yè)業(yè)用自己的所學為社會效力�！拔母铩逼陂g，父親歷經數(shù)年磨難，從“牛棚”放出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特別是不能從事他鐘愛的教育事業(yè)。所以在他被“解放”后，得到的第一個工作雖是到子弟小學教算術，他卻非常高興，非常認真地工作。記得當時我家已從樓上搬出，住在半地下室的土房里。一次我半夜醒來，看見他在燈下細心地用刀切蘿卜塊！他那是在備課：考慮到小學生對“立方體”概念缺乏空間想象力，他就想方設法用手頭可以找到的材料制作直觀的教具。大學教授教小學生，他沒有半點不悅。因為能重新從事教育專業(yè)，而且能從事教材教法研究的實踐，他反而有極大的熱情和興致！
我的大學老師中有不少是盟員，他們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深刻且持久的�，F(xiàn)在我還能清晰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教普通物理大課的章立源老師，后來擔任民盟北大主委，前年教師節(jié)我還去看望過他；教高等代數(shù)的丁石孫老師后來則成為民盟中央主席，是我在盟中央機關工作的直接領導；教俄語的李庭棟老師，是1948年入盟的老資格盟員。當時數(shù)學力學系的主任是著名的段學復教授，力學專業(yè)要向昌平新校區(qū)搬家，他作動員報告時用的全是數(shù)學語言：諸如老校區(qū)邊界固定，內部趨于稠密，自然須要拓展新域云云。同學們很高興聽了那一“課”，搬家的道理已無需證明，搬家也自然順當。至今老同學相聚時，還津津樂道那次動員報告。
80年代初，我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急需各種專門知識。民盟中央審時度勢，組織一批盟員專家學者舉辦“多學科講座”，我父親講的是中國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在京的大姐曾去聽講座，對現(xiàn)場聽眾的熱烈反應印象很深。通過中央臺廣播電視，民盟講座的影響擴及全國，是民盟群體智力優(yōu)勢的一次精彩亮相，這些盟員也是我們大家的老師，而且其中多有大師。
我的盟員同事
在我任教23年的蘭州鐵道學院，有不少學術和人品都受人尊敬的老教師，其中有些是盟員。如全路的頭牌運輸學專家、一級教授林達美，因他曾在美國學習工作多年，我1981年赴美留學前便與同事向他請教。大家折服于他的強聞博記，公認他熟知至少8000英語詞匯。他言談中也浸透著做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氣概。數(shù)學教授趙禎是建校元勛，至今健在，不久前他還在為他舉辦的百歲祝壽會上，對學校發(fā)展和民盟工作發(fā)表了清晰、中肯的建言。他們是一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為了發(fā)展中國鐵道高等教育，聽從祖國召喚，義無反顧來到當時條件十分艱苦的大西北，“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也正是在這些榜樣的影響和囑托下，我才最終服從組織決定，忍痛漸離心愛的專業(yè)，開始擔任系、校的行政領導職務，為的是老先生們付出一生心血的學校能更好發(fā)展，也為了更多教師能有更好的條件從事專業(yè)。
從父母，師長，到同事，在我成長的人生道路上，不知不覺間，已經深深地印下了民盟影響的烙印。
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開始受到盟組織的教育，參加盟內的活動，感受到盟員間的親和。那幾年里，我協(xié)助當時學院支部主委馬老師等，征得各系黨總支的支持，物色發(fā)展了好幾位優(yōu)秀教師入盟，他們多是副教授以上的業(yè)務尖子，有的還兼任副系主任、副處長等。這些同志現(xiàn)在都是業(yè)務和行政骨干，有的調到別的大學任校長，有的調任省政府副廳長，有多位任二級學院院長，甚至還有一位入黨后任校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這一批優(yōu)秀教師的加入，使學院民盟支部改善了結構，增強了活力，擴大了影響。黨委統(tǒng)戰(zhàn)部很支持我們，民盟支部不僅正常開展學習活動，而且承辦過蘭州西片的幾所高校民盟成員年度聯(lián)誼會，各校盟員歡聚一堂非常高興。
進入盟省委班子
上世紀90年代，我的工作幾經變動，從教授到副院長、省教委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長。這期間我參加了民盟全國七大、八大，先后當選為盟省委委員、常委、副主委。這樣一些工作崗位和身份的轉換，使我對民盟和盟內同志有了越來越真切的認識，感情也越來越深，同時也得以從新的角度和層面來認識、理解和參與當今的政治和社會生活。
擔任政府工作后，我常到市、縣出差。聽取基層盟員的意見，我給自己立了一個規(guī)矩：到市、縣和基層出差，不管調查研究、檢查工作時間再緊張，一定要抽出時間與地方和基層盟組織的同志、盟員代表見見面，談談工作。當?shù)攸h政領導自然予以支持，有的中共市、縣委書記還參加座談。
這些活動增進了與基層盟員的溝通，使我對盟的基層情況有所了解，看到各地盟員的優(yōu)秀表現(xiàn)，我很以民盟自豪。同時，這些活動對地方盟組織開展工作也有助益，因為能使當?shù)攸h政領導對民盟組織和盟員近距離地認識了解，也對民主黨派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加深感性認知。曾有不止一位市、縣委書記對我說，他們接受我的建議給當?shù)孛衩送疽恍┱{研任務，并和他們交流以后，發(fā)現(xiàn)民盟的同志素質、能力都很好，民盟組織能給他們工作幫上力。
在民盟省委的工作中，我有機會受到民盟老前輩的言傳身教。原老主委朱宣人教授和我父親是老朋友，在盟省委會議上的他，一如在和朋友、教授們聚談時一樣誠懇謙和、民主豁達。他盡管當過高官，卻毫無某些高官的霸氣和俗氣。我也曾有幸接待費老到甘肅考察調研及與省領導座談。丁石孫主席、張梅穎副主席，袁行霈、吳修平等盟中央領導來甘肅指導盟務工作，我也有幸見面，聆聽他們講話。作為地方盟組織的干部，我每次都深深感到民盟大家庭的親切、溫暖。
這期間也參加了幾次民盟中央舉辦的活動。1994年在北京、1996年在成都舉辦的教育研討會上，我先后發(fā)表了對高教和教育改革、農村教育的意見。參加這些研討會、盟員從政干部座談會、代表大會等，我開始認識來自各地、各行業(yè)眾多優(yōu)秀的盟員同志，更增加了對民盟的親近感和自豪感。一次在盟中央機關舉行的民盟高等教育研討會上，錢老發(fā)言介紹他主持上海大學的改革，從理論、思路到政策、方法，認真而詳備，滔滔不絕，費老幾次提醒該吃飯了會議才結束。在成都會上，丁石孫主席以西南聯(lián)大在困苦時局仍能成功辦學的例子，分析政府管理與大學教育的關系，發(fā)人深思。
到民盟中央機關工作
2002年底的民盟“九大”上，我被選為副主席，次年初奉調民盟中央機關任專職副主席，同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法律委員會也有任職，迄今已近十年。
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在先后分管的參政議政、社會服務、宣傳的工作實踐中，親眼看到民盟在全國各地的政治社會影響和眾多優(yōu)秀人才，見證了民盟可以通過調研建言和社會服務活動，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促進其科學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現(xiàn)代化建設中發(fā)揮建設性的作用。
“非典”伊始，研究突發(fā)事件應對問題已久的盟員專家就迅速建言，民盟中央較早敏銳地抓住“社會管理”的議題，當年開始舉辦“災害與社會管理”專家論壇。對于應急管理，民盟集中了國內頂級專家的聲音和思考，引起政府高度關注，深度參與了國務院主管部門對省部級預案的標準制定。民盟還接受主管部門委托，較早地在哈爾濱和陽江開展城鄉(xiāng)基層社區(qū)災害預防應對的調研和制度建設試點，做出階段性經驗總結。
民盟關于將發(fā)展生物科技產業(yè)提升為國家戰(zhàn)略的建議經中央最高層領導長篇批示后，國務院建立了領導機構，相關部委參考民盟的意見，對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和“十一五”規(guī)劃重新做了調整修改，也加強了全國的統(tǒng)籌。我親耳聽到一些高新生物科技企業(yè)領導說，他們感受到，在民盟建議之后，生物科技產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有了明顯改善和進步。
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在發(fā)起和推進“農村教育燭光行動”的過程中，我多次深深為盟員的政治熱情和奉獻精神所感動。 “燭光行動”源于盟員強烈呼吁“全盟應在教育方面聯(lián)合行動做有較大影響的事”，以及我們對中國農村教育發(fā)展階段的認識，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政黨意識。經過約一年的研討設計、協(xié)商試點等準備工作，我計劃“燭光行動”先從十個省試行。誰知這一方案在2007年7月全盟社會服務工作會上剛一提出就被大家推翻：30個省級盟組織都要求作為第一批的試點！于是只好按大家意見全盟啟動，并按大家的建議，決定以全體與會同志名義發(fā)出向全盟的呼吁書，盟中央正式發(fā)文做出決定和部署。由此可見大家極高的積極性和群體智慧，同時也給作為領導的我上了一課。三年多來，在并無充足資金支持的條件下，“燭光行動”蓬勃開展，其覆蓋地域之廣、創(chuàng)新方式之豐、培訓教師之眾、援建校舍之美，特別是盟員事跡之感人，實非比尋常。
重慶民盟組織開展“幫教”已經二十多年。這樣一件政治性、政策性、專業(yè)性都很強，有相當難度的工作，幾年中能在全國各省由盟組織穩(wěn)妥地開展，而且各地都有創(chuàng)新，社會效果很好，非常不易。各地民盟組織在長期扶貧基礎上，近年都建立了固定的新農村建設試點村，我看到聽到的每一個點，都是當?shù)匾坏懒聋惖娘L景。不少地方的盟員專家下鄉(xiāng)教農民種植新技術，風風雨雨堅持十來年，才使農民從疑慮到掌握、到致富、到形成該村的品牌。他們給村民帶來實惠，更為新農村建設的大題目帶來深層思考。
對于沒錢沒權的盟組織和“業(yè)余鬧革命”的盟員，“做好事做實事”不是件容易事，也不是硬性任務，但各地都做得有聲有色，頗有影響，不少盟員的故事令人動容。何以如此？這一切都來自民盟各級組織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來自盟員們對教育事業(yè)、對國家人民、對民盟組織的忠誠、熱情和無私奉獻精神，來自知識分子的自覺和責任。我有時想，若不是民盟這支隊伍，若不是民盟這種精神，也會如此嗎？這些事給我的教益，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因盟務工作我常到各地出差，總要看望一些老盟員，從中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民盟成員中長壽者比比皆是。什么原因？我從他們身上總結出兩個共同點，那就是心寬、心善。后來又加了一條：多數(shù)是教師，得益于接觸青年和住在校園，因而“心態(tài)年輕”。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來我對民盟早期的一些史料有所了解和學習，也有些研究交流的機會，因而對民盟不平凡的歷史、對其在中國現(xiàn)代史所起過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天平上，民盟曾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民盟的政治主張反映了當時國共之間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以及他們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期望，因而在知識界和城市社會中有相當?shù)恼斡绊�，也代表了一部分民心。因此，國共方面都曾爭取民盟，希望能站在自己一方。國民黨起初阻撓、刁難民盟成立，繼而對其分化、利誘和脅迫。對于青年、民社兩黨脫離后的民盟更是殘酷打壓，直至宣布“非法”，視同“匪幫”，野蠻迫害，數(shù)百名民盟志士死在他們的屠刀之下。在斗爭過程中，民盟由中共反獨裁爭民主的天然盟友，到與中共站在同一戰(zhàn)線休戚與共，直至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領導，投身籌備新政協(xié)、建設新中國的偉業(yè)之中。這一變革進程，今天我們說是“歷史的選擇”，我理解是指這一發(fā)展過程的歷史必然性。民盟既然舉起反對專制獨裁、要求民主憲政、主張團結建國的政治旗幟，便自然要與堅持一黨獨裁、排除異己、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右派發(fā)生根本沖突，因而漸行漸遠，最終決裂敵對，和中共站在一起。在中國兩大政治、軍事勢力的生死決斗之間，由書生組成的、只有話語權的、弱小的中間勢力，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外部斗爭壓力催化了民盟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協(xié)、爭執(zhí)、分化，其中與歷史前進步伐合拍的力量，放棄了最初做彌合國共分歧的中間人的初衷，最后與中共密切合作。這已不是一個人或一個黨派可以設計或左右，確屬歷史的必然。我們學習盟史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這一基本歷史經驗，繼承民盟政治傳統(tǒng)，堅持我們的共同政治基礎和政治方向；同時也深刻理解這一歷史客觀規(guī)律，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國家的建設。
我和民盟有緣。我作為盟員，個人的生活軌跡與民盟的發(fā)展進程有段交叉重合，因而有幸和眾多優(yōu)秀的盟員知識分子同盟、同志、同心、同德，由此得到教育，思想得到升華，倍感光榮和幸福。我珍惜這個緣分，也感激這個緣分。